笔者认为，应当区分清楚法律行为的附期限与法律行为的履行期限。法律行为之附期限，为决定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消灭之附款，它与权利的取得相关；法律行为的履行期限，是对当事人基于已生效法律行为所负义务之履行所加的限制，它与权利的行使相关。权利的取得，强调的是权利人享有权利之利益；权利的行使，强调的是权利内容的实现。
“因法律行为之生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经发生，只是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所负义务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但一旦履行期限到来，该义务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故对“持票人在票载出票日前不得为付款之提示”的正确理解是：如果持票人在票载日期前提示付款，其提示对于付款人没有任何强制力，付款人可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但是，若付款人自动愿意付款，则持票人仍有受领票据金额之权，且不构成不当得利而须返还。这就体现了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因为如果不享有票据权利，受领该金额就会构成不当得利。此外，在票据中，权利人追索权的行使一般是受到限制的，须在票据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后才能行使，但这并不能否认权利人自出票日就获得了追索权；同样，当法律限制权利人在票载出票日前提示付款时，也只是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受到了一定时间的限制，而不是没有该权利。
因此，权利人在实际出票日后即取得票据权利，只是权利的行使受到了某些限制。
既然实际出票日的出票行为有效，票据权利自该日产生，那么票据债务也应自实际出票日成立。
对于票据债务成立时点之认定，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于1978年6月6日《第六次民庭总会决议(二)》中曾明确表示：“支票发票人票据债务之成立，应以发票人交付票据于受款人完成发票行为之时为准，至于支票所载发票日期，仅系行使票据债权之限制(参照票据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项)，不能认系票据债务成立之时期。”¨综上，远期支票的持票人在实际发票日后便取得票据权利，发票人在此日后即负有票据债务。
(三)在票载出票日前背书转让的效力
如何在理论上，背书以出票为前提，既然实际出票日的出票行为有效，并且票据权利义务也在该日产生，那么就应允许远期支票的背书转让，以发挥其流通功用。在立法例上，一般也认为支票的流通性不因其为远期支票而受到影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0年)第3—114条明确规定：“票据的流通性不受未填发票日、填早日期或填迟日期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28条虽未明确规定票载出票日前是否可背书转让，但学者分析该条文后认为：“盖本‘法’仅禁止远期支票之付款提示而已，对其转让并不禁止，换言之，不因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而影响其流通性。
虽然远期支票可以在票载出票日前背书转让，但背书这一票据行为若要有效，亦须具备票据行为之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与出票行为类似，可能对远期支票票载日前的背书行为效力有特殊影响的。
只有一定款式下的背书年月日。一般认为，票据上记载的背书日期并不必须和实际背书日期一致；当两者不一致时，应以票据上记载的背书日期为准，即使根据实际背书日期计算，背书行为无效，而根据票据上记载的背书日期计算则背书行为有效，也应以票据上记载的背书日期为准 。故无论实际背书为何日，只要票面上所记载的背书日在出票日之后，背书转让就有效。但是，当票面记载的背书日期在出票日之前，背书转让是否有效呢?对此，学者郑洋一认为：“背书行为虽不得先于发票行为，但背书日期在票载日期之前实际发票日期之后者，其背书行为有效。学者施文森亦认为：“若两者颠倒，以致背书年月日在前者，要不影响背书之效力，盖背书年月日如前所述仅为得记载事项，于其发票年月日抵触时，得视为无记载，‘最高法院’曾判决云：‘本件本票已具备票据法第120条规定应记载之事项，上诉人之背书纵在填写发票年月日之前，仍应负背书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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