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
近来可好?
我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回老家,不知道您和母亲在家过得怎么样?前几天听说组织要派您去湘西某地扶贫,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一定是您平常的辛勤工作得到了上级和组织的认可,才会让组织放心交给你这项艰巨的任务;担心的是,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不知道您能不能习惯那里的生活,还有您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近几年有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叫“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为什么做官要学曾国藩?很多人误以为曾国藩一定是以他左右逢源的官场技巧博得了皇帝的欢心。其实不然,曾国藩为官的经验可以用他写给他九弟的一封家书中的一段内容可见端倪。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甚至进一步指出:“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曾国藩心里清楚,将来如果外放为地方官员,收入将更加丰厚,除了俸禄外,还有养廉银、陋规等收入。他表示,除了俸禄和养廉银外,绝不多取一钱。如果有多余的钱,则在奉养父母之外,周济较为贫穷的亲戚族人。
那么,曾国藩做到了吗?
从1838年到1852年,曾国藩当了14年京官,由翰林院庶吉士升迁至吏部左侍郎。在清朝时期,京官虽然看上去十分威风,实际上穷得响叮当。原因很简单:俸禄太低了。哪怕是从二品的吏部左侍郎,年俸也只有155两银子。这一点钱,对曾国藩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置办几套像样点的官服,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两银子。正因为曾国藩不愿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钱财,他的京官当得格外苦逼,许多时候不得不靠借钱过日子。1841年12月21日,年关在即,身处北京的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曾国藩不无凄凉地写道:“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按照曾国藩的性格,此刻怕是又要衣锦还乡了。不过,曾国藩看了一眼羞涩的钱包,忍住了回家的冲动。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看来,1000多两银子便把曾国藩给难住了。及至后来,曾国藩离开京城创建湘军,并担任两江总督,才结束这种靠借钱过日子的拮据状态。
从曾国藩的言行看来,为官清廉并不是不能办到的事。您在外地,一定要牢记党和组织对您的期待,原则铭记在心,严于律己,为我们做儿女的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您的女儿罗芳
202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