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几次跌落

    瑞典人说：“记住我们干的蠢事比吹嘘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重要得多”。那么总结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失败与教训，则比吹嘘自己的成就更加重要。我出生于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干部家庭。虽然不是农民的儿子，却在农村滚了一身泥巴，溅了一身大粪，当过几年插队“知青”，在一蚕桑研究所干过农工，人生之路并不顺利。伴随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变化，我的人生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细细想来，自己的每一次坎坷、每一次跌落、每一次曲折以至每一次机遇的出现，都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变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如影随形。
  
    第一次跌落，高考落榜。那是在40多年前的上世纪1974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物资匮乏的，身患胃溃疡病长期折磨，稀里糊涂就高中毕业了。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文化基础薄弱的我，加之一直在农村劳动，没有高考的复习资料，结果，一考就名落孙山。我曾经为一纸文凭纠结、遗憾了好一阵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弥补未考上大学的缺憾，我又成为省属某普通高等学校的自考生、大专生。好在有“自强成就事业，知识改变命运”的精神鼓励和人生指引，我以陕南山区农村生产队（即现在最基层的村）作为个人奋斗和人生起点的平台，几十年来，正是在“自强成就事业，知识改变命运”的精神鼓励和人生指引下，我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虽然，用现在某些人的社会价值观“权钱”二字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可以说我不成功，甚至显得很平庸。但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来看，我来过，奋斗过，经历过，人生无悔！虽然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长度，但可以提高他的维度，扩展它的宽度和广度，人生的出彩往往就在于他的宽度和广度。

    第二次跌落，初次工作不如意。高考落榜后，我和知青组其余的5个人，1978年底参加了安康县政府举办的知识青年返城的招工考试，成绩合格，一心相当火车司机的我，却被录用到安康地区蚕桑研究所当农工。本来安康地区财贸系统有规定，对子女实行按系统分配，我当时年轻，懵懵懂懂，似乎对银行工作没有兴趣，就等分配，这样，我就进了地区蚕研所。之前，我曾做起了科研工作梦，那时去电影院看电影，一开始都要加演一部新闻记录片，看见那些科研人员，穿着白大褂，站在显微镜旁，进行观察分析，很是羡慕。到了蚕研所报到以后，桑选组的负责人谢勇力农艺师，让另一叫谢万明的职工将库房移交给我，办过接交，我一看，全部是一些化肥、农药、尿桶、农具之类的东西，顿时凉了一截。后来我才清楚，谢是当地农村人，单位不放心，所以就把这些东西交我这个城里娃保管了。看着一屋的这些东西，我曾经的科研工作梦也顿时破碎了。那个年代，单位在岗位上有明确的界限，属于大中专以上的学历，为技术员或干部；中专以下（不包括中专）学历，就是职工。我是男人，自然就分到了研究所的桑树优选组。这个单位是一个农科单位，春、夏季养蚕季节，工作主要是给蚕室供应桑叶，我们用采桑器将桑叶摘下来装框，然后用手扶拖拉机拉进蚕研室，蚕研所的桑园距离单位有3-4公里路，旁边的月河自北向南流过。一天天就是这样的重复劳动，简单的体力活。秋、冬农闲时，我们的工作即给桑树施肥、除草、剪枝、防虫喷药。另一项工作内容，即是进行桑树普查调研，安康地区的10大县的若干个公社，只要那个公社农技站打个电话，我们就得到那个地方。坐着安康到某县的长途客车，在区或公社（即现在的乡镇）下车，然后翻山越岭，步行几十公里到那个地方，实地去一看，往往是一颗岩桑或本地普通的桑树，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常常是白跑了。等我们从一个县回来以后，又接到另一个县的报告，说在宁陕的新矿林场有株桑树，需要采集标本，领导说，小张现在已经能独立工作，就一个人跑一趟吧，我就收拾了行李，出发了。我从安康坐长途汽车到宁陕县城，到新矿林场去，没有车，只能步行了。我不知道路，只有算走算问，爬山涉水，步行了50多公里路，到了晚上11点多钟，总算到地方了。第2天等我完成了采集任务，返回时，听一位山里人的话，只要翻过一面山，就可以少走15公里山路，我就跟着这位农民一块走，翻过一面大山，路过一个叫手把岩的险山，脚未踏稳，滚了下去，幸好被一石头挡住，左脸上擦破点皮，流出了血，没有摔成重伤，这样一直走到下午的时分，才到了宁陕县城。这时，我对自己的前途也感到迷茫，继续干，显然没有前途，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干部的界限分的很清楚，就是看你的文凭高低，这样，我一个高中学历，在这个单位想搞科研工作，只能是白日做梦了。在蚕研所工作的一年后，和我同一年进来的麻小丽、刘建芳都相继调离了地区蚕研所。一个调入咸阳市公安局当打字员；另一个调入安康地区保险公司干财务。看来，想在这里改命，只有通过到农业大学蚕桑专业去进修，取得文凭，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单位，又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这又谈何容易！加之，这个单位属于农口性质，自己起点低，没有多大作为，自己也毫无兴趣。思考清楚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调离蚕研所。我将自己的想法对父亲说了，说的也很实际，甚至谈到今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若不能调动的话，可能就留在当地农村一辈子了。父亲很理解，也很操心，对我说你先不要急，先回去干，我这里给你想办法。

    1981年8月的一天，我父亲专门到了一趟蚕研所，给我说，工作的事情，已经给你联系好了，我问哪里，父亲说就是同他一个单位，即中国人民银行安康地区中心支行，商调函马上就发到地区林特局，让我有个思想准备。知道我要走了，消息不胫而走。蚕研所的支部书记老邱、老曹两口子，所长和科研室主任都对我进行了挽留，说有机会推荐我上浙江农业大学蚕桑系，算了，我也就不上了，把机会让给其他更需要的同志吧！ 我从1979年4月到1981年10月，在蚕研所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临调走时心里的滋味，酸甜苦辣麻都有，别人不知，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既然选择的前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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