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年年过，年年都有除夕夜，而我却对那一年的除夕之夜记忆犹新，久久难忘。
那是父亲认真准备的一个时尚的除夕之夜。
之所以谓之“时尚”，是因为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那些年物资匮乏，时兴起喝黄酒加糖精的风气。把黄酒烧开后杯子里放几粒糖精，勾兑得稍微甜一点口感好，成为稍稍富裕一些家庭的一种时尚。过年时邻居们如果在谁家喝的黄酒里加了糖精，大家都觉得人家有面子、时尚。不像现在可以放冰糖、枸杞。这样喝酒过年也预示来年有一个甜甜的日子。所以，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父亲觉得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好的年份，便认真准备了蔬菜、制作了豆腐、买了大肉，让母亲土法酿制了黄酒，准备在过年时供家里人和亲戚、邻居们品尝饮用。让这个年过得时尚一点，甜美一点。让我去公社里买了一小包糖精。
终于到了除夕之夜，母亲把菜上全了，哥哥姐姐把黄酒烧好也倒在了各自的杯子里，这时，我们过年的幸福冲动达到了高潮。父亲大声地说，把糖精拿来！黄酒的热气和酒味不断地撞击着大家的味蕾。我飞快地找来了糖精准备给每个人的杯子里添加。
三岁不到的妹妹看着我拿来了糖精，噔着黑溜溜的眼睛，笑脸盈盈地从炕的中间越过了母亲的座位，要从我的手里夺走糖精，给她的杯子里放。这一夺，我一躲，放在炕边上的煤油灯被打翻，刹那间，窑洞里变得漆黑一片。我那会儿也就7岁的年纪，本来站在上炕的那个小台阶上，身子往后一躲，不但摔在了地上，而且一小包糖精全部撒了。
老家窑洞里那会儿的地面全都是土地，虽然除夕夜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但由于几个人上菜端饭斟酒，来回走动，炕前面的地面早被踩得细土层层，那包糖精全部撒落在了有厚厚细土的地面上。
看到这一情景，母亲顺手就给妹妹屁股上两巴掌。我觉得糖精是从我手里面撒落的，我又掉在地上摔了一跤，差点也哭出声来。
哥哥姐姐找来火柴，把灯重新点着。我也站起身来，开始和哥哥姐姐在我的身边寻找那些撒落的糖精。
就像豆腐掉在草木灰里，吹也不是，打也不是。几个人端着煤油灯，睁大眼睛趴在地上找，吹也不是，抛也不是。由于糖精本来就是一小撮，加上又是先打翻在我的胸前，再兜落到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地上，缝衣针眼那么小粒的糖精，要从那一平方米大小的有厚厚的细土地面上寻找出来谈何容易！
我们找来找去，后来连土带糖精还是抓起来了一些，又从稍稍硬一些的地面上找到了几粒。
混在土里面的糖精我全部放在碗里，倒了一些水进去，想沉淀一下，兴许能再找一些出来。结果，水倒进去不一会儿，土是沉淀了，而糖精也溶化了。
父亲筹划的一个时尚、甜美的除夕之夜，就这样被妹妹一把抓黄了。家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尴尬、扫兴。
看到这一幕父亲什么话都没有说。
父亲一辈子耐得住吃得差、穿得烂，耐得住酷暑、严寒下的劳作，就是耐不住过年，过年对他来说就是过关。旧社会他给别人拉长工、打短工，过年前要把欠人家的租子交清了才能回家。辛苦一年有时候不但过不起年，连家都回不去。解放以后有吃有穿的日子没过多少年，三年自然灾害又搞得全家人缺吃少穿。多少年过年他给我母亲没有卖过一件新衣服，给小孩子们没有给过一分钱的年钱，家里没有挂过灯笼、放过鞭炮,更没有装过黄酒，买过糖精，有时连几碟像样的菜都没有。他认为一个家过不起年就是男人没本事，是他这些年对不住家人。所以他总是把过年看得很重。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好年份，本想让家里人高高兴兴过个年，没想到竟因为一点糖精扫了年兴。
年过得不甜，说明来年又是苦日子!
我们家姊妹们多，多少年生活十分窘迫，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有怨言，都是和和气气、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宽厚诚恳地做人、过日子。
父亲亲自把从比较硬一点的地面上捡起来的仅有的几粒糖精放在了妹妹和我的杯子里，摇了摇分别交给我们。并说糖精放多了就会苦，只要小孩子们以后的日子甜了就好！然后高高兴兴让我们吃菜喝酒（尽管我们小的不能喝，也要端起杯子碰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地开始了除夕之夜的美餐。
父亲一辈子坚毅、担当，在我们家吃苦最多，给我们的感召影响力也最强！这才有了我们淳朴的家风，才有了我们努力上进的氛围，才有了我们兄弟姊妹们后来的成长与进步。
人们常常说时过境迁，有些事时间长了会慢慢淡忘。而这一幕我几十年却一直记忆犹新，不但没有淡忘，而且越记越清楚。所以在我们弟兄几个出外工作以后，不管工作再忙过年时都尽可能回家，陪父母亲过年。同时要准备足够的甜酒，让父母亲过年时高高兴兴，痛饮一场，甜甜得回味一年！
当然，再没有了用糖精的“时尚”了!
作者简介：张学峰（三文），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2018年8月以来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30多篇（首），9次获得各项奖励。个人文集《学习研究与思考》和个人传记《红河之水》出版发行。甘肃省作协会员，原工作于甘肃省邮政储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