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集体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职业道德建设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必经之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以爱岗敬业为基础核心的职业道德是人们从事社会职业活动应当遵循的规范，是现实社会公德的主体道德，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示范性，它比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更集中地反映着一定社会公民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水平，它突出地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反映在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愈加突出，它影响和重塑着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人民群众对职业道德的呼声也愈加强烈。所以，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序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不论是腾讯与奇虎的3q之战,还是三鹿奶粉事件，金浩油事件，都反映了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在职业道德方面的缺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还是从企业的长久发展来看，反思对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已提上国家，企业，公民的日程。
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创者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说过：“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但为什么只有在美国，才发展了今天意义上的现代产业? 他指出，经济因素确实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缘由。马克斯·韦伯在书中指出，新教伦理所产生的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认为，参与竞争的各个企业，只有在都遵守道德的边界与法律的界限的条件下，通过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来击败对手，市场主体的竞争才会自动导致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怎样才能遵守道德的边界与法律的界限？亚当·斯密为此有《道德情操论》。这位十八世纪的大师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的重要性。他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倾注于《道德情操论》。在“可敬的美德”一章中他写道：旁观者将心比心去体谅当事人，当事人也力求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照顾旁观者的感受，这两种努力确立了两种不同的美德。前者带来了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公正无私和谦逊仁慈；后者则造就了雍容持重，自我控制的人品，将激情纳入自尊自爱，合理恰当的轨道。但是在以拥有物质的多寡来判断个人成就的标准下，物欲与美德有时会发生激烈冲突。追名逐利的人为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常常放弃对美德的追求，然而一旦这些物欲者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心情总是无比失望，野心勃勃的人真正追求的并不是舒适和快乐，只有社会的认可才能让他们得到满足。
对道德的规范可以说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的仁义观，包括了忠、恕、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它几乎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是同情、爱护和帮助人。仁是德行的根本，体现于万事万物中而使天下人相亲相爱。“孝悌忠于职守信”、“ 恭宽信敏惠”。提倡诚信，“诚实不欺”，“ 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信则人任焉”，企业道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在商业行为中，即要重视竞争，也有重视“仁爱”观，创造出一种良性的宽容的企业间文化环境。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敬业爱岗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念之一。“君子进德修业” 儒家思想文化素来倡导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加强自强自律，这正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企业家不能简单地以短时间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即使以追求利益为目标，那也是建立在大众对自己产品的认可之上的，除了追求利益之外，企业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他们应该拥有必要的“道德血液”。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广东考察时强调，企业和企业家的血管里应该流着“道德血液”，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又一次呼吁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要讲道德，不能只做利益的人，不行道德之义。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离不开职业道德这种特殊意识形态的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道德以其独特的功能越来越广泛地被移植和融合于企业管理，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企业管理伦理化已成为当代企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社会高度重视。正是看到了在道德领域的某些失范，为加强道德建设，中央在2001年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进而从更高层次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要荣辱观，初步构建起社会主要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并进一步地提出了对职业道德的整体规范：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职业道德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至善理念，倡导共同价值观和集体主义原则，有助于形成企业凝聚力，道德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存在，实质是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企业职业道德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强调集一切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判断人们行为善恶。它要求人们主动地为他人、为集体的利益着想，在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为前提来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培育企业牢固的团队精神，形成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形成一个有共同价值信念和价值目标，关系融洽的团结体。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多种多样，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承当起支撑社会的基石的作用，在实现企业整体利益和企业员工个体利益的同时体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职业道德在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为人们提供了普遍应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通过善恶评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使企业的道德标准内化为企业的凝注力，外塑企业的形像。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都要得到社会的鼓励和赞扬，凡是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都要受到社会的批评和指责。职业道德通过这种评价，对企业生产活动进行价值观梳理，从而为职工，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和准则。职业道德依靠人的内心信念，杜会舆论和传统习俗来维系，对道德规范的服从则是基于舆论的压力和良心的谴责。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都难以逃脱道德的“审判”，这种审判往往更能直入人心，震憾灵魂。
职业道德建设要体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当腾讯与奇虎发生“战争”时，国家公信部应该及时站出来制止它，不要让这种道德的灾难放任自流，不能让腾讯打着创新的旗号去偷摘别人的桃子，而这正是这场道德战的源头。一个伟大的公司不是仅仅厂房有多大，职工有多少，市值有多少。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去要求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做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言行无疑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管理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员工劳动态度的优劣。管理者要敢于承当责任，勇于承当责任，具有宽容性，替他人着想，腾讯要赚钱，但也要让大家都赚钱。腾讯是否垄断？应当如何开放？怎样评判自己“垄断”地位。因为腾讯在扩张的过程中总是听到从业者们抱怨说：“做什么都会碰到腾讯。”当一个模仿者超越开拓者时，当道德的指责使腾讯四面楚歌时，腾讯已走到了模式的尽头。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说腾讯‘山寨’，实际上是让它背负了整个互联网的包袱，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充满‘山寨’”。但我们不要忘记，腾讯是中国互联网的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应该使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从业者的道德水平正本清源，一个宽容开放平台才会让外部的人才和创新为己所用，才能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经历了3Q大战之后的腾讯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大战中出现的指责和用户愤怒等情况使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反思自己面临的危机，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但至少，在接受外界评论这一点上，腾讯管理层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当腾讯告读者信发了一封又一封，当用户仍很纠结于360与QQ的两款产品，却要艰难地做出“2选1”的决定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多爱恨情仇跃然纸上。当一场商业竞争充满江湖式的道德匪气，被绑架的，依然是用户。而最终被用户所抛弃的，肯定是大大小小的无数个腾讯与奇虎。“我们害怕用户抛弃我们”。我们欣喜的看到，发源于互联网时代的道德大战，在经历了这场战争后，留给人们的反思。马云的阿里巴巴已开始举起了道德自律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