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汇率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由于这次危机，中国遇到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好时机，也是很好的再平衡时机。其他人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在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下出口也不稳定，所以中国应该放慢升值速度。你是怎么想的，危机是否会影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
周小川：我首先要强调汇率是由两件事决定的。一是市场参与者买卖行为，在中国我们还有央行干预，这些共同形成汇率走势。二是汇率是与国际收支情况高度相关的，贸易差额、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的平衡状况都很重要。央行的有关考虑也要依靠国际收支数据。仅仅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比如当年我们看到“两房”情况迅速恶化的时候、雷曼倒闭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国际形势要求我们的汇率政策做出改变。除此之外的一般情况下，国际形势会自动在外汇市场中反映出来。
记者：刚才大家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周行长的意见很清晰，是让市场来决定。但这个又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华尔街日报的朋友曾将人民币国际化比作特洛伊木马。讨论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有人认为由于汇率改革不到位，人们就愿意使用人民币，不愿意把人民币拿出去，导致整体外汇储备增加；二是有人认为在改革的次序上，利率市场化、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很关键的东西。那么我们心中关于市场改革有没有一个大的规划和框架？
周小川：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认为可以参考一下我去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是关于改革最优设计的问题，涉及系统之间的配合关系，即做一件事，与其配合的子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其中还有一段是关于最优顺序的设计，即做事时最好的顺序是什么样。但实际上，现实是复杂的，你不一定能做到所谓的最优顺序。某种改革顺序安排从经济角度可能最优，但如果考虑政治、社会和人的思维演变过程，情况会更加复杂。我们从中国改革的经验也都看到，实际上往往都是有争议的。有时候你觉得顺序不是最好的顺序，但事情也能做成，因为有时候还有倒逼的作用，也就是有时候一件事情不应该先做，应该第二步做，那么做了之后就会倒逼那件应该先做的事。总之，改革中的顺序安排，回想起来常会有这样的关系。
记者：过去几天的会议，我发现国际社会谈很多危机，而一谈就把目光放在了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好像对我们期待很高。另一方面，当我们消费降低，他们又进行批判。您作为一个中国官员，能否谈谈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批判。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说起来就是两点意见，一是我们看IMFC公报，我觉得公报总体上还是比较平衡的，它将全球经济主要危险点都说得很清楚，用大段表述讲发达国家处于危机焦点以及该如何去做。当然在第4段也有几行字谈到了新兴市场应该怎么做。因此，从整体来看，这次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平衡。
二是中国有个逻辑，我们很早上学时就学习了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这个事从全球来讲，经常不是这样。中国认真对待自己这些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以及危机前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都指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应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改进服务业、减顺差、促平衡等等，这些表明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有时候在国际场合，就存在出了错赖别人的现象。平心静气地来讲，通过国际社会上的座谈、磋商、国际组织的工作，总体来讲对问题的焦点还是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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