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7月中旬，中国国务院进行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和下半年宏观经济部署，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已经看到了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等问题可能对发达国家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影响仍不确定。因此，在表达有关政策时两方面都说了：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趋势没有太大改变，所以总的财政、货币政策提法不变，还要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同时也要警惕国际经济会不会出现意外的或比想象中更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时候，货币政策也要留有充分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记者：我想问人民币参与SDR方面您的立场如何？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在不久前回答《欧洲货币（EUROMONEY）》采访问题时已经谈到过。最开始我们已经提过，中国主要是做好自己应对危机和金融市场方面的改革开放，如果做得好的话，当然人民币会在国际上更加重要，会被考虑。当然现在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设想，但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选择。
记者：我们看到8月上半月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曾经较快升值。最近我们又看到海外市场NDF有贬值动向。是否在现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反而是人民币增大弹性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周小川：从中国的汇率政策来看，一直是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基本框架中扩大人民币弹性。8月份汇率波动，市场主要认为这不是对美国债务封顶的反应，而是海关公布7月贸易顺差数字很高而引起的。多数外汇市场参与者非常关注贸易、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的数字，认为会影响他们的市场选择。当然，国际收支数字发布频率较低，是按季度发布，海关的数字则是每个月都出的。所以海关数字一出来，在市场上就会有某种反应。至于NDF，我跟踪得不是很紧，但听一些市场人士说NDF走向是对汇率干预走向的反映，其代表性还不够强。参与NDF交易的市场参与者数量还不多，所以我不好评论。
记者：今年IMF开始做溢出报告，实际上美国对全球的溢出影响是最大的，但IMF做的不是特别深入。现在美国出了扭转操作这个货币政策，市场认为还不够。但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已经导致新兴市场面对很强的资本流入。现在IMF公开承认美国非常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全球形势太糟了，那么在目前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加非常规、且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下调的形势下，如何来预期对中国和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如果全球都放慢，中国是否也要考虑货币更松一些？这是不是会导致两国货币政策的复杂度和相关度更加困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周小川：我看你说得挺全面的。溢出报告是基金的研究队伍做出来的，不可能把所有东西算的很准、把未来全都计算在内，但还是揭示了全球化过程中几个大经济体区域间较大的相互影响。货币政策，特别是大国货币政策、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其溢出效应肯定会更大，大家关注也密切。至于是否要立刻做出政策反应，则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分析不能只看一个方面，要看多个方面。
记者：市场上有一些对中国通胀的担忧。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增长和通胀哪一个更令人担忧？
周小川：在中国，央行有四大主要职能。第一是低通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就业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始终同时关注这四个目标，不会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其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强调央行在改革和市场开放方面的职能，以及金融市场稳定职能。
记者：但是存在关于通胀的担忧。你将如何应对这些担忧？有看法说央行的政策没有成功抑制通胀。
周小川：我们非常紧密地关注通胀，不会因为关注增长而忽略通胀。在降低通胀上，我认为需要考虑时滞效应。不存在立刻就能降低通胀的政策。而且，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内国外形势。当前，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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